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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中国风】环球中国味，谁是TOP1？******
中新网北京10月7日电题：【十年中国风】环球中国味，谁是TOP1？
作者 刘越
这十年来，谁才是“中国味道”中的人气TOP1？
如果在网上这样发问，得到的答案必定五花八门又暗藏“刀光剑影”——
超越时空局限，中国味道“燃起来”
霎时间，川菜、粤菜、湘菜、鲁菜等各大菜系粉丝纷纷下场，煎饼果子、臭豆腐、驴打滚等地方小吃拥趸也不遑多让。可谓“一条大河波浪宽，两岸口味不一般”。
哈尔滨师大夜市，市民们现场享用美食。中新社记者 孙汉仑 摄泱泱中华地大物博，华夏儿女食不厌精。再加上这十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人流物流通达，餐饮及相关行业稳步前行，中国味道在跨越时空限制后愈加异彩纷呈——
云南人能在武汉吃到正宗的东北杀猪菜，天津人围着延边烤肉喝着北京二锅头。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超过5亿人。科技的进步让“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成为“足不出户，尽享天下美食”。
如果把问题换成“外国人最爱的中国味道”，答案又会如何？网友们大概率会犹豫又不失礼貌地反问：“呃……是不是饺子和烤鸭？”
那么，“中国味道”在海外的这十年，又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轨迹？
海外的“中国味道”是什么味？
和“华夏吃货”兼收并蓄的“中国胃”相比，老外们的口味着实有点让人难以捉摸。不过这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美食扬帆出海，让海外正宗的中国味道，也逐渐变得有“迹”可循。
中国餐饮文化对外输出由来已久且影响深远。以日本厚生劳动省近年来公布的资料为例，共有近6万家中华料理店遍布日本全国。不过海外有两个关于中餐的概念——“改良中餐”和“本味中餐”。前者结合本地口味，后者更加原汁原味。
加拿大蒙特利尔，在唐人街举行的亚洲美食集市吸引食客光顾。中新社记者 余瑞冬 摄在采访中，小新被狠狠科普了一波“洋中餐刺客”。“学校附近有一家点菜制的中餐馆，难吃得令人发指。”在意大利留学四年的声乐老师安德烈(化名)回忆：“印象中最难吃的一道菜是锅包肉，难以下咽，嚼起来像橡皮糖，味道跟中国完全不一样。”
曾任日本“麻辣联盟”中国支部总代表的何珂表示，中餐的改良有其客观原因。他介绍，川菜传入日本时，缺乏基础的四川调味料，只能寻求替代品，比如用日本的味噌代替甜面酱来炒回锅肉，味道自然不够正宗。
而近十年间，随着国际交往的密切和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日彰，原汁原味的中餐也正在异军突起。其中，火锅表现亮眼，按照门店收入计算，2021年的国际中式餐饮市场中火锅占比11.1%，约289亿美元。此外，兰州拉面、酸菜鱼、广式早茶等美食纷纷扬帆出海，正宗中国味道席卷全球。
“中国味道”，何以在世界大放异彩？
在何珂看来，饮食文化的传递是循序渐进的。
“经过改良后，把更适应当地口味的菜品做出来，也更有利于中华料理的对外传播。”而十年一瞬弹指间，无论是改良还是原味，中国味道在海外都开辟出更广阔的赛道。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报告显示，2021年，国际市场上的中式餐饮数量已经超过60万家，市场规模高达2644亿美元。
日本街头中餐店。留学生小董供图“从前日本流行改良版的中餐，但从去年开始，日本兴起了一个潮流‘ガチ中華’，即追求本味的中国菜。”何珂以花椒举例，近年来，一些在日本开餐厅的当地人，每年会来成都收购青花椒带回国，他们很喜欢花椒的香味和麻味。
中国味道为何能在世界大放异彩？除了中餐本身的味觉魅力，经济发展推动综合国力增强，大批华人出海创业、留学、旅游，中餐消费群体日益增长；互联网上资讯发达，李子柒、厨师王刚等美食博主火遍全球，让外国食客渴望尝试更地道的中国味道；与此同时，中国文化的对外影响力不断提升，辐射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海外中餐店。留学生路萱供图美食作家李作民认为，所有美食本质上都是一种文化现象，“中餐在美国或者在全球有多大影响，取决于中国文化对海外有多大的影响。”
谁才是海内外的“中国味道”人气TOP1？或许这个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答案。中国味道不拘泥菜系，而在于百花齐放的美食格局；中国味道不限制地域，我们有“足不出户，吃遍天下美食”的科技硬实力；中国味道更是不必纠结“改良”或“本味”——在这两条赛道上，中国味道都正在日益香飘全球。
东西问·中外对话 | 中德合作如何为全球气候治理“筑桥”？****** 中新社柏林4月4日电 题：中德合作如何为全球气候治理“筑桥”？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1日以视频方式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时强调，中欧要继续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合作。米歇尔和冯德莱恩表示，愿同中方持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绿色发展等各领域合作，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挑战。 2022年是中国与德国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作为欧盟最重要的经济体，德国与中国在经贸投资领域的务实合作，近年来已经成为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压舱石。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国与德国和欧洲进一步实现合作共赢、携手引领全球低碳发展进程？如何兼顾气候目标的实现与能源和经济安全？氢能如何在中德气候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如何理解中德、中欧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竞合关系？ 近日在由中国新闻网主办，德国联邦经济发展与外贸联合会协办的“东西问·中德气候对话”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顾问杜祥琬和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与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前副议长、德国“中国之桥”协会主席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Dr. Hans-Peter Friedrich)和德国联邦经济发展与外贸联合会(BWA)主席米夏埃尔·舒曼(Michael Schumann)就此展开了对话。 对话专家认为，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广新能源方面，中国是德国和欧洲不可或缺的伙伴，双方合作有潜力成为欧中关系典范，氢能则可以成为双方未来加强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双方在新能源汽车等行业有着大量良好的合作，各方应该鼓励“建设桥梁”的合作精神，而非鼓吹走向对抗。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氢能可成为中德气候合作重要课题 弗里德里希：本世纪前五十年有两大主要转型进程，即数字化和碳中和。中国和德国应该而且必须密切合作，使全人类能够在这两个问题上取得进展。欧盟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雄心勃勃，而中国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定在2060年，还定下了其它非常具有雄心的目标。如果我们想实现这些目标，现在就要尽快、尽可能多地转换到不释放二氧化碳的能源上，如电能和氢能。氢能具有很大的优势，它不受管道约束，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生产、储存、运输，在许多国家被认为是对抗气候变化的秘密武器。 德国是氢研究领域的领先国家之一，有大量的专利，而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和潜力，能够推动氢能方面的合作，对两国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益的。我们必须在各个层面推进德中气候对话。
杜祥琬：气候变化，特别是当代气候变化科学的形成过程当中，德国的科学家乃至欧洲的科学家作了很重要的贡献，而现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件事，欧洲的科学家们，包括德国的科学家们也在努力推动，在这一点上我们非常有共同语言。 风能和太阳能有间歇性，要确保稳定就必须储能。氢能可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储能。现在的思路就是让间歇性的可再生能源跟储能结合起来。 氢能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制氢，因为氢是二次能源，煤可以制氢，但是要排放二氧化碳，这样就有违我们利用氢气的初衷、初心，所以欧洲方向也非常明确，就是制氢应该发展绿氢，应该是非化石能源来制氢。 第二是怎么用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要储能，用氢把不稳定的太阳能、风能存起来，从道理上讲是可以走得通的，但恐怕还缺乏实践，两国都是如此。 我们两国不仅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有高度共识，而且面临着同样或者类似的问题、困难有待解决，可以多做一些交流。
能源转型应兼顾经济与民生 舒曼：可靠的能源供应是创造和维护现代社会繁荣进步的基本条件之一。所谓“能源政策三角”定义了经济供给保障的基本取向与环境影响和气候保护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天然气作为桥梁技术在迈向再生能源产业的道路上将继续发挥核心作用。 德国作为一个工业化国家，在短时间内已退出了核能和煤炭，而德国仍然需要化石能源。近年来其加工和储存技术迅速改进，使其能够符合环境标准。天然气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提高再生技术效率的桥梁。应对气候变化和创造可持续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只有在全球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成功。中国是这方面不可或缺的伙伴，而德中在这一领域的合作有潜力成为整个欧中关系的典范。  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前副议长、德国“中国之桥”协会主席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左上)和德国联邦经济发展与外贸联合会(BWA)主席米夏埃尔·舒曼(左下)。视频截图中德气候合作空间广阔 王毅：中德环境和气候合作有很长的历史，环境合作大概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在2008年之后，也就是哥本哈根会议前后，中德的气候合作也在迅速增加。这两年尽管在疫情下，我们仍然在环境、气候变化方面有非常多的合作、非常多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纪念两国建交50周年，进一步加强中国跟德国在环境和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也希望这一合作延续下去。 气候变化是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的全球性挑战，所以对此我们更多地去促进开展务实的合作和行动。另外我们也可能要更多地去选择优先领域。以氢能为例，中国发展氢能是非常快的。我曾经到西北地区看绿氢的生产，我们从太阳能的光伏去生产氢。这个氢将来考虑有不同的应用场景，比如说驱动燃料电池的重型卡车，比如说用氢能来生产更多的化工原料，随着应用场景(增加)，需要我们克服高成本以及更高地去提高它的效率，这需要中国跟德国之间开展合作。德国在这方面的能源转型上有非常好的经验，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的设备制造以及大规模应用降低成本方面，也有很多很好的经验。 还有其他的领域，比如说刚才说到德国在气候立法、政策方面有很多很多很好的经验，比如你们有《气候保护法》。中国全国人大也在考虑下一步怎么样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方面，构建一个更好的立法和法律体系。两国在诸多方面都可以更好地去开展合作。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顾问杜祥琬(右上)及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右下)。中新网记者 翟璐 摄中德合作可推动中欧及全球携手应对气候变化 王毅：中国出台的“1+N”政策体系，不单是减碳，而是一个系统性的变革。但是这个系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地在实践当中去总结。我们希望更多地向德国等发达国家学习。此外，我们要开展第三方合作，也就是说中国跟德国、跟其他发达国家，去帮助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一起来实现能源的绿色发展。 杜祥琬：我觉得中德合作非常重要，当中国研究自己的能源转型的时候，我们经常引用德国的例子，还有丹麦的例子，所以我非常关注德国。我们最近有一些专家到德国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访问，给我留下一句这样的话，“能光伏处皆光伏”——能装光伏的地方都装上光伏，就是分布式的光伏发电——这点给人印象很深刻。 但包括德国和丹麦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发展可再生能源装机的同时，如何让它实现稳定输出。我们希望在这个方面能够多合作、多交流，让可再生能源不仅在计划层面，不仅在纸面上，而且在实践上能够做出来让人能够信服的发展方向。我们可以说是不断地关注德国和丹麦，也注意向你们学习。你们走在前头，我们只会更加高兴；但是我们要做得好的话，也希望跟你们交流。
应鼓励“建桥”而非“筑墙” 弗里德里希：如果我们能证明通过某些手段有可能维持繁荣、维护安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那么我们的技术将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榜样，所以我们现在迈向二氧化碳零排放的每一步都非常重要。 舒曼：我们欢迎中国在德国的投资。我们看到了中德之间许多技术领域的良好合作，包括汽车行业的良好合作。比如，以华为和德国汽车公司的合作为例，它们相互补充，也激发自己继续进步。我们应该鼓励这种“建设桥梁”的精神，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对抗精神对世界不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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