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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盈彩客户端下载2024-07-10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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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意识·视角独特·方法自觉******

　　时代意识·视角独特·方法自觉

　　——《青年亚文化的时代表征与引导对策研究》评介

　　作者：韩庆祥（中央党校一级教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一个民族只有寄望青春、永葆青春，才能兴旺发达”。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卜建华教授的专著《青年亚文化的时代表征与引导对策》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思想教育工作系列论述的一些认识和体会，该书紧扣青年、青年亚文化、有效引领这三个关键词，通过梳理和分析现阶段青年亚文化的时代表征与青年网络社会生活方式，审视青年亚文化在自媒体时代的时代表征与发展态势，提出了青年亚文化引导的具体措施，这对我们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强化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着力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首先，为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提供了新的时代意识。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体现自身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命题，只有科学地、辩证地把握和认识这些困难，才能够把我们的社会推向前进。当前网生代青年正处于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知识体系搭建尚未完成、价值观塑造尚未成型、情感心理尚未成熟。必须要有问题意识，立足于网络信息时代与青年群体的精神需求，面对青年亚文化所体现的时代样态类型，需要科学的教育引导，使其具备与时代发展相适宜的核心素质，才能不负伟大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与时代重任。青年亚文化是一种集娱乐、批判、建构于一身的复杂意识形态体系，是青年群体中不同于社会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集合，是青年群体在生活方式、思维观念、行为方式、精神品格、心理特征、话语体系等不同于社会主流文化的综合体现。把握青年亚文化，既要审视青年自身实际，分析青年网络亚文化特征，又要跳出青年看青年，从时代的高度观照青年网络亚文化发展环境与奋斗精神培育状况，注重从社会大系统中聚焦青年亚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标注了青年发展的历史方位，为青年亚文化的引领指明前进方向、注入强劲动力、涂抹上靓丽底色。新时代需要新青年，只有具备与时代发展潮流相匹配的素质，以昂扬向上的姿态踏上新的长征路，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放飞青春梦，展现新气象。本书介绍了青年亚文化的时代表征与引导对策，分析了其对意识形态功能的两面性和不可预测性，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与机制。尽管不同类型的青年亚文化之间缺失严密的逻辑性，但从整体上看做到了时代意识导向下的主题明确，各高校可以充分借鉴相关研究内容，着力引导青年亚文化的理性发展，为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强保证。

　　其次，为审视网络亚文化背景下的青年政治社会化提供了新的独特视角。一本书的新视角会让读者耳目一新，萌发读下去的冲动；一本书的视角创新能够带给读者思考，增长知识和智慧。视角创新，就是是否凝练反映时代标识的新概念、能否提出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又合乎情理的新观点。政治社会化是青年成长过程中的关键性阶段，青年政治社会化要求青年个体树立和培养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近的社会价值观，并逐步促使青年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全面研究了青年亚文化的时代样态呈现、主要内容及现实途径。围绕青年这一青年亚文化的参与主体，强调青年亚文化样态呈现与青年政治社会化历程高度统一。以上概念和观点，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观点鲜明，对我们深入研究、理解思考当前网络文化背景下的青年政治社会化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耐人寻味、引人深思，体现了本书的“时代感”“厚重感”。

　　最后，为增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提供了新的方法自觉。方法论是一种解决实际问题、立足于社会生活为目标的思想体系和系统，问题意识与视角创新都离不开方法自觉。纵观整本著作，处处体现着作者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具体包括：大德育观、个人访谈法、系统观点等。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网络是重要阵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重要途径。对于网络阵地，主流意识形态不占领，非主流意识形态就会去占领。青年网络亚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形态，作为自媒体时代青年群体的网络化社会生活方式，必然受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积极与消极、正面与反面、机遇与挑战的统一体。与以往相比，现阶段的青年在国家观、道德观、自我观等方面有着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行为倾向。碎片化、短暂化、融合化则是青年亚文化在自媒体时代下的样态类型与文化表征。边缘与主流的互动、从抵抗性的消解与娱乐性的增强、从自我表现、自我满足转向自我愉悦，构成新时代青年亚文化发展的态势。本书深入阐述了青年亚文化的时代表征与长效教育资源特性，对于我们借助青年亚文化的发展态势，丰富其教育引导功能、鼓舞激励功能、重塑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具有深厚的现实针对性和丰富的实践指导性。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青年亚文化的发展轨迹中，有利于促进青年群体的健康发展。所以，对于青年亚文化，既要尊重青年群体的需求性和创造性，也要发挥这一文化的积极效应，提升青年群体的自我价值认同感。与此同时，需要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和提炼青年亚文化的优点，将这些优点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当中，通过多种多样的信息渠道，不断提升主流文化的传播力，充分发挥青年亚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辅助功能，以多样化的语言风格满足不同社会文化主体的需求，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青年网络亚文化的良性互动。

谢新洲等：新媒体嵌入社会的现实与挑战******

　　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网络支付、网络购物、网络新闻等多元应用场景积聚了相当大的用户规模。新媒体凭借其空前的传播、连接、组织和创新能力，深刻且持续地变革着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社会资源调度和转化方式，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嵌入与重构

　　伴随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当前的新媒体已不仅仅是一种媒介形态，更是一种网络化的媒介环境、泛在的信息场域和多态的存在方式，结合多个场景重新建构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媒体以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数据资源化等方式嵌入社会生活，呈现出“工具－媒体－平台－空间－社会”的生态化发展路径。

　　内容多元化：从“万物皆媒”到“元宇宙”

　　新媒体降低了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门槛，用户兼具内容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等多重身份，从源头上释放了网络内容的多元性。在参与式文化的拓展下，用户可以便利地进行个性化表达。以往依附于组织单位的内容管理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被打破，人工智能、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技术强化并拓展了个体的感知能力和方式。新媒体从“人的延伸”发展为“人的具身”。现实社会被建构成数字化形态，线上与线下的界限进一步弥合。互联网不再只是现实的“镜像”，人们开始追求在泛在化的内容生态中形塑个性化空间。“元宇宙”便在从内容多元向体验多元的发展趋势下成为社会热点。

　　关系网络化：从“趣缘格局”到“数字生存”

　　新媒体打破了时空桎梏，用户可以随时依照个人志趣或诉求彼此接近、连接，形成以“趣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这种连接既可以是小范围的“面对面建群”，也可以是凝聚多方合力的“协作文档”。连接的建立、维系、终止变得临时且随意，形成大大小小的各类网络社群。网络社群以去中心化特征解构传统社会组织的结构形态、拓展基于社会关系的信息获取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进一步向新媒体环境延伸，带来供需关系、合作关系、工作关系、学习关系等的网络化。由此，关系网络化的嵌入方式在网络关系建立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现实关系网络化的内涵。

　　组织平台化：从“超级平台”到“基础设施”

　　新媒体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整合和流动，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将社会组织内部各部门、外部多主体加以串联，极大促进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新媒体平台凭借其既有的技术能力和用户基础，由原来简单意义上的信息内容传播渠道，进阶为信息内容服务主体，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网络。一方面，新媒体平台利用其以可编程性、普及性、连接性、数据化为基本特征的技术“资产”(如应用程序接口API)，以数据为流通介质，设计出有限开放、自主可控的合作框架，成为相关产业链(如内容、广告、营销)的中心；另一方面，通过战略性地构建起技术平等、话语平等、机会平等的话语体系和组织氛围，平台将广大的内容生产者凝聚起来，配套以由平台主导的规则体系，成为内容生产、审核、分发、变现、评估的中心。平台纷纷构建“生态化”的商业版图，将用户、数据、关系等多种资源纳入其生态体系，持续向外拓展着功能边界和社会连接，以“服务工具”“舆论场域”“生活场景”“营收来源”等多元样态成为“基础设施”式的存在，其公共性愈发凸显。

　　数据资源化：从“服务要素”到“生产要素”

　　新媒体揭示了数据的作用和潜力，特别是在平台化趋势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治理资源。数据的资源化转向首先体现在网络政务服务领域，从政府信息化到电子政务再到数字政府，新媒体技术的快速革新不仅对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也通过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为创新治理与服务方式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撑。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健康码”将新媒体平台这一关键的网络节点与嵌入在现实场景的物理节点有机结合，以“扫码”的方式实现个人位置和健康信息的数字化、行程轨迹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防疫网络，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起到关键作用。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成熟，数据被正式列为我国五大生产要素之一，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数据不再仅仅是“依据”“反馈”的来源，而是更加直接地作为基本价值单位参与到市场化配置中，具备“孵化”“创新”“再生产”功能，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新媒体嵌入社会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新媒体嵌入社会的方面增多、程度加深，新媒体逐渐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对内容生产逻辑、用户行为逻辑、社会组织逻辑、市场运转逻辑、社会治理逻辑等产生根本性影响。一方面要着眼于新媒体社会嵌入的方式和维度，找到“管好”“用好”新媒体的逻辑与规律；另一方面则要充分体察新媒体发展的生态化取向，相关研究及治理工作要从客体性视角向环境域视角转移。具体而言，在新媒体社会嵌入的趋势下，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亟须解决。

　　多元化带来的内容治理难题

　　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平台的兴起，带来内容生产、分发、传播、消费机制的变革，重塑公共舆论、丰富网络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内容治理难题。

　　在公共舆论方面，公共事件所触发的社会舆论从酝酿、萌芽、爆发至平息的全过程，不再由传统的大众媒体单向垄断信息资源，取而代之的是网状结构下多元化、社会化的内容生产。开放的平台环境降低了参与门槛，只要遵从平台的内容规则，用户就可以获取平台提供的即时性信息交互服务，参与到包含公共信息在内的内容生产、传播、交流和互动中。民众发表意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建立社会网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同时也带来由于表达主体扩充导致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信息溯源难度大等问题。

　　在网络文化方面，新媒体为一些亚文化提供了组织和发展的“栖身之地”。但某些消极亚文化借此隐蔽扩张，滋生和宣扬畸形的价值观，危害群体成员的身心健康，动摇社会价值根基，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亚文化群体成员往往容易被社群共同的情感认同所绑架，在“流量至上”的市场逻辑和平台规则下，朴素的情感诉求容易被资本挟持用于牟利，甚至诱发非理性的群体行为，扰乱社会秩序。同时，一些平台不惜包庇消极亚文化现象及相关有害内容以赚取“灰色流量”，从而增大了相关部门治理难度。

　　进一步而言，在以用户关系连接为核心的新媒体平台上，传播的个人化和社会化特征明显，但也容易导致传播的圈层化、社群化。在目前主要的网络舆论场域中，依托算法的信息分发和社会网络建构方式让用户更多地接触到跟自己观点和态度接近的信息，用户越来越难以接受其他不同观点，长期被算法塑造、牵制的价值观一旦定型便很难改变。此外，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意见的呈现和聚合机制受平台规则及其对信息流的规制影响较大，这就导致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容易受到平台商业利益的操控。由私人部门来裁决、量定公共事件中的话语权，必然会面临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失衡的问题。

　　网络化凸显的用户导向不足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提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转变政府角色，动员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新媒体的信息和互动功能使其具备了媒体和社会网络的技术特征，并彰显多主体影响社会治理的过程。

　　目前大部分政府机构对新媒体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内部的信息沟通和对外的信息公开。通过内部的机构重组和资源整合，在集约化的生产模式下及时掌握、发布行业或地域内的重要政治和民生新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疏漏、口径不统一、资源浪费等现象。一些地区借助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方式，创新宣传策略和手段，以一种更贴近群众喜好的方式传播新闻和信息，提升了主流声音的传播力和政务信息的透明度。

　　然而，在获取社情民意方面，一些由政府部门或主流媒体搭建的新媒体平台上，虽然设置了“爆料”“信箱”等功能供民众发声，但后续反馈仍有欠缺。这种现象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表现得更为显著，基层网络政务服务在功能定位上呈现出明显的“重宣传而轻服务”问题，服务能力有限，意见反馈渠道不够畅通。新媒体在公共对话上的功能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和体现，政务服务平台未能真正嵌入当地居民的社会网络和行为习惯中。

　　资源化警示的数据安全风险

　　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是新媒体嵌入社会特别是数据资源化给主权国家带来的治理难题。网络空间的主权化倾向明显，地缘政治色彩加重，国家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议题。

　　从政治层面看，数据是未来国际政治竞争的关键资源。社交媒体可能在人工智能加持下成为霸权的“武器”，通过算法推荐向全世界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传递符合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商业理念和社会文化的信息，此举实质上是以数据操纵、改变人们的思想。

　　从经济层面看，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传统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支撑了包括商品、服务、资本、人才等几乎所有类型的全球化活动，深入全球供应链的方方面面。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数据依赖越来越强。一些国家以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隐私安全政策为由，对涉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公民敏感信息的海外产业进行带有意识形态的制裁，甚至将其作为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数据与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融合渗透，模糊了依托泛在连接技术构建的网络空间的边界。这一特性带来了网络形态的持续快速变动，加大了网络威胁向社会各领域蔓延的不可预测性。

　　在数据成为重要战略资源的当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将数据主权与安全纳入国家核心利益的范畴，确保数据资源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衡量好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后疫情时期新媒体管理与互联网治理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