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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中国色，绽放穿越千年的文化自信******

　　兔年第一声惊叹，属于春晚节目《满庭芳·国色》带火的“色彩新潮流”

　　大美中国色，绽放穿越千年的文化自信

　　梅红、鞠衣、麹尘、缃叶、菡萏、纁黄、伽罗、月白、天缥、青骊、岱赭、凝夜紫、远山黛……舞为语，曲为韵，优雅演绎一众中国传统颜色的东方意趣，连日来，亮相兔年央视春晚的创意类节目《满庭芳·国色》凭借耐人寻味之美霸榜热搜、刷屏网络。“中华颜色一眼万年，惊艳岁月”“老祖宗的配色，绝了”“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大众对于中国传统色彩的钟爱，从网友们的真情留言中可窥一二。

　　气韵雅致的中国古色，是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语汇。它们远不止于色彩，更承载着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背后蕴藏着中华民族流传千年的审美基因和经典智慧。也因而，随《满庭芳·国色》而“出圈”的大美中国色，点燃的不仅仅是时下的“色彩新潮流”，更有由悠远、深厚中华传统文化底蕴作为有力支撑的文化自信。

　　从圈粉的“延禧色系”到热搜的“宫墙红”，中国色无声释放传统文化魅力

　　中国色的“出圈”，近年来其实有迹可循，《满庭芳·国色》只是集大成的一次爆点。周杰伦流行歌曲《青花瓷》里唱出的一句“天青色等烟雨”，令多少人醉心于如诗如画又神秘非常的雨过天青色。爆款电视剧《延禧攻略》带火的“延禧色系”温柔又高级，那正是浓淡皆宜、美得让人挪不开眼的一整套中国传统色系。在全国多地巡演上百场的舞剧《只此青绿》，用千古名画《千里江山图》中那抹独特的青绿色，唤醒了中国人的审美体验。

　　大众对于中国色的追捧，甚至跨越千年，对接时下的日常生活。频频卖断货的国风口红，其郎窖红、胭脂红、美人霁等色号的灵感，无不来自中国色。修图App中备受年轻人青睐的“中国潮色”滤镜，离不开众多中国传统色彩贡献的智慧。兔年新春，“小红书”上热搜的去处，很多都指向雍容大气、年味满满的宫墙红，北京的故宫、杭州的德寿宫、上海的广富林、成都的武侯祠等皆如是。

　　在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胡建君看来，传统文化复兴的时代正在到来。“一方面，一批高质量影视文艺作品、文博艺术展览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它们无不塑造了以国色为基调的安宁典雅、蕴藉丰厚的审美，润物细无声地释放着传统文化的魅力。另一方面，身处快时代，越来越多善于内省的人们由衷感知到，历经岁月积淀的才是高级的，直入人心的。”

　　审美基因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超越了色彩，成为中国色最耐人寻味之处

　　追捧中国色时，我们应当追捧的究竟是什么？

　　单从视觉上看，众多中国色都能在国际通用的潘通色卡里找到对应的参数。胡建君指出，中国色的独特性其实更在于色彩观念承载的文化内涵。只有置身于文化史上，中国色彩艺术方能获得完整的意义。原来，有别于西方三原色的分类法，中国古色遵循的是“五色观”。这种色彩观念结合“阴阳五行说”等要素逐渐整合发展而来，并非独立静观的存在，可对应天地、阴阳、方位、季节、声音，亦牵系五脏、五味、五气，关乎内心的声色与动静。小到个人生活习惯与喜好，大到国家典礼仪式，古人都提倡在不同时节用不同颜色来顺应天地万物之气象。

　　“中国色”网站收录的中国色多达526种，丰富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其中很多颜色颇为微妙，呈现出含蓄而清雅的高级感，妥妥拿捏了中国人特有的浪漫。文化学者郭浩、李健明在《中国传统色：故宫里的色彩美学》一书中揭秘了384种中国古色的由来。例如，“苍筤”是春天竹子出生时的青绿，“月白”是月光洒下的一片青白，“窃蓝”是立秋之起色、秋天晴空的一点蓝，“海天霞”是海霞灿烂里云朵和天空被染上的那层浅红。由此可见，中国色均从天地万物的造化中衍生而来，让人不禁佩服古人的感知力与想象力。

　　古往今来，中国色也从流转的自然定格在器物、绘画和建筑中，让更多的人得以捕捉这样的美感。中国陶瓷的众多颜色就大有讲究，包含文学、美学、哲学等诸多意义，对此，马未都在《瓷之色》一书中有过详述。像是声名远播的永乐甜白釉，妙在一个“甜”字。这完全是一种主观感觉，减去一切可能影响呈色的杂质，在景德镇洁白如玉的高岭土上施以透明釉，让白里透白。盛唐最神秘的瑰宝——秘色瓷，是唐朝皇亲贵戚专用瓷器，如美人罩上面纱，其工艺至今是谜。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14件秘色瓷中，就有“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的秘色之青。而中国传统绘画的色彩奥秘，早在初版于1959年的专著《中国画颜色的研究》中，近现代工笔画名家于非闇就曾一一拆解。他指出，中国古代画家不但善于运用色彩，而且运用他们的智慧，使颜料抓紧绢帛，经过多少年的舒卷仍不脱不落。如是才有了宋徽宗《芙蓉锦鸡图》中浅红色芙蓉花与五色绚烂锦鸡的相映成趣，以及王希孟用大青大绿两面着色、染天染水成就的《千里江山图》。

　　来自生活的大美中国色穿越千年，依然魅力独具，业内期待，“出圈”之后的它能更好地装点今天的美好生活。(本报记者 范昕)

　　(来源：文汇报 2023年1月30日 第5版)

中国古代文章学中的“文势”******

　　作者：方笑一（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中国古代文章学中，“文势”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术语，它凸显了中国文章学的本土化特色，而很难用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来比附或阐发。弄清“文势”之说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理解古人的文章批评视角，从而深入认识中国文章学。

　　以“势”论文的缘起

　　魏晋时代的文论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挚虞的《文章流别论》、陆机的《文赋》等，都没有对“势”作专门的论述。刘勰《文心雕龙》则有《定势》篇，被认为是古代文论中最早探讨“势”的专论。然而，刘勰采用的是比喻的办法，描述性地呈现“势”在文学作品中的面貌。刘勰所言之“势”，与文体有关。因为“即体成势”“体势”云云，无不标示出“体”与“势”的关系，进一步看，就是“体”对“势”起着规定性的作用，“势”不能脱离文体。同时，势不是人为硬造的，而要顺乎自然。这从刘勰使用的比喻可以看出来，而“自然之趣”“自转”“自安”等说法，说明势应该追求自然而然的境界。这两点又是互相关联的。各种文体功能不同，也就各有其势，写作某种文体时，应该顺乎其势，而不应“讹势”。

　　《定势》篇中，每种文体都规定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就好比彩色织锦虽有五色，但“各以本采为地”。大多数学者认为《定势》之“势”应指“文体风格”。刘勰之后，“势”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常见的范畴，如旧题王昌龄撰《诗格》指出“诗有十七势”，皎然《诗式》开首即有“明势”条，但他们所说的“势”，都属于诗论中的范畴，内涵与《文心雕龙·定势》之势也不尽相同。如《诗式·明势》自注曰：“文体开阖作用之势。”这里的“势”，显然不是指风格，而是指一种气势。这说明，“势”这个范畴的内涵，在文论史上不断发生着变化。

　　南宋文章学中的“文势”“笔势”和“语势”

　　南宋时代，批评家们开始系统总结文章理论。这种总结，最先是通过古文评点展开的。南宋吕祖谦在《古文关键》的《总论》中提出“看文字法”应首先注意的四点：“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第四看警策句法。”“大概主张”指文章立意，“纲目关键”据吕氏自己表述，包括“首尾相应”、“铺叙次第”、“抑扬开合”，则大致相当于文章的间架结构。而“警策句法”则着眼于“下字下句”等问题，显然看的是文章的语言。唯独第二条“文势规模”，很难用现代的理论话语来表述。

　　吕祖谦同样没有对“文势”下定义，也未对它细加阐说，我们只能通过他对古文的具体评说来看文势之指向。《古文关键》用“文势”一次评文共有两处，一是评苏轼《秦始皇扶苏》“不特文势雄健，议论亦至当”，二是评曾巩《送赵宏序》“句虽少，意极多，文势曲折，极有味，峻洁有力”。这里的“雄健”当然可以看作文章的风格，但已经不是一种文体风格了。而如将“曲折”也视作一种风格则显得勉强。从上下文看，这里的“曲折”应该说的是不一下子将文意吐尽，而是转好几个弯子将文意一点点透露出来。这也不能算是一种文体风格，而是指行文的态势。行文的态势由文章的内容决定，但最终落实于句子的安排和字词的调遣。当然，它又不等于所谓的“下字下句”，而是在句与句、字词与字词组合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态势。

　　南宋时期另一部古文选本、楼昉的《崇古文诀》有助于我们确定“文势”的含义。该书有三处运用了“文势”一词，评曾巩《移沧州过阙上殿奏疏》“看他布置、开阖、文势，次求其叙事、措词之法，而一篇大意所以详于归美，乃所以切于警戒，不可专以归美观”。评李清臣《议兵策上》“文势纵横，变态百出，可喜可愕，深于兵书者也”。评张耒《论法下》“议论好，文势委蛇曲折，用字尤工”。我们大致可以判定，“文势”不同于文章结构（“布置”），不同于开头结尾的方法（“开阖”），也不是指具体的叙事、措词、用字之法，而是指纵横变化、委婉曲折等行文的态势。楼昉有时将“文势”称为“笔势”。如评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胸臆之谈，笔势规摹从司马子长《自叙》中来”。这里所讲的“笔势规摹”，就是吕祖谦所谓“文势规模”，而“纵横”是指老苏的文势有战国纵横家的习气，行文善于变化和照应。

　　南宋朱熹校勘韩文，文章中字句各本有歧异，或疑文中有脱字、衍字等，进行“理校”时，也时常根据文章的“文势”“语势”来判断。在这个意义上，两个词可以互相交换使用。韩愈《施先生墓铭》云“或留或迁，凡十九年不离太学”，朱熹云：“方云：杭本无‘凡’下八字，今按上文已云在‘太学者十九年’，则此八字诚为重复，然欲去之则‘或留或迁’语势未尽，又不知公意果如何？今亦论而阙之，不敢定其去留也。”朱熹按语相当于校勘的“校记”。他所说的“文势”绝不是指文章风格，而是行文的态势，据“文势”可以在不同版本间的文字差异中作出抉择：某几个字是否衍字，某本是否有脱文。朱熹不仅仅将“文势”看作校勘的依据，在讨论儒家经典时，他也经常观察文势，对之特别看重。如《朱子语类》卷十云：“读书须看他文势语脉。”同书卷七八云：“东坡《书解》却好，他看得文势好。”他自己在评论经典时亦屡次提及文势。

　　“文势”之内涵

　　“文势”指行文的态势，具体到文章批评上，文势被认为体现在文章行文的以下三种姿态上。

　　首先是曲折。上文曾提到吕祖谦“文势曲折”的说法，曲折是评点家眼中一种常见的文势。晚清王葆心在其《古文辞通义》中有专论“文势之平缓与转折”的部分，他说：“转折者平缓之对，欲药平缓须明转折。”可见他推崇的是“转折”的文势。他进一步指出：“所谓转者，有一意转折法、多意转折法，皆转之善也。但一意转折易，意多事杂，转折难。转多而碎，无法以束之，则转之弊也。有其善而无其弊，与所谓新其间架者，皆可以药平缓之病也。”在古文大家中，欧阳修和王安石二人的文势比较曲折，文势的曲折与否，当根据内容而定，作家的创作风格当然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一般来说，文势曲折的文章比起文势平缓率直的文章更耐读。

　　其次是抑扬顿挫。如《文章轨范》卷四评韩愈《与孟简尚书书》云：“韩文公推尊孟子，以为功不在禹下，实自推尊，以为功不在孟子下。此一段以孟子与己对说，文势抑扬轻重，虽曰贤不及孟子，其实自许其功过于孟子。”如果说，文势的曲折主要是指文意的转折层面而言，那么文势的抑扬顿挫则主要倾向于文章表达的形式层面。比如上举《原道》中的一句，前面是四个四字句，后面忽然接了个感叹词“呜呼”，便造成抑扬顿挫的效果。又卷七评《送孟东野序》“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云：“上四句一样五字，若第五句不用九字，文势便庸腐。”这是通过调整句子的长短、用字的多少来使得文势给人以新鲜感，其实也是一种抑扬顿挫的效果。

　　再次是圆活与纵横。《文章轨范》卷三评苏轼《秦始皇扶苏论》云：“凡议论好事，须要一段反说，凡议论不好事，须要一段正说。文势亦圆活，义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长”。此处所言圆活，大抵相当于我们曾经提到过的“纵横”，要之是令文章富于变化，避免呆板。

　　随着古文评点与科举关系日益密切，其功利性使得关注点逐渐转向篇法、章法、句法、字法等领域，对于“文势”的体认与论述渐渐淡化。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