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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博瑞：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将继续加大在华投资******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

　　中新网10月21日电题：费博瑞：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将继续加大在华投资

　　中新财经宫宏宇

　　“25年的在华发展证明，中国不仅是集团关键的增长引擎，中国独特的科技创新发展和数字营销生态，也已经成为引领集团未来创新的灵感策源地之一。”

　　日前，欧莱雅北亚总裁及中国首席执行官费博瑞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营商环境越来越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落地实施，以及自贸区、进博会等诸多开放性的重要举措，都体现了中国立志成为科研创新和营商环境的新高地，让欧莱雅对中国市场更加有信心。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2022年是欧莱雅集团进入中国的第25个年头。您如何看待欧莱雅这些年来在中国的总体发展？中国的营商环境有何变化？

　　费博瑞：自1997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欧莱雅始终坚持在中国“创造美，让世界为之所动”，并与中国同频共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欧莱雅奋勇向前，在中国打造出一个美丽传奇。如今，中国已成为欧莱雅集团全球第二大市场，并于2021年被提升为北亚区总部。

　　这25年来，欧莱雅是中国一系列利好营商政策的见证者、参与者、贡献者。

　　具体来说，中国做出了很多努力，让中国市场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和公平竞争，也为整个世界注入了繁荣和稳定的力量——从简政放权到减税降费，从不断与国际接轨到本土化创新，近年来，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落实的效率越来越高，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营商环境越来越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落地实施，以及自贸区、进博会等诸多开放性的重要举措，都体现了中国立志成为科研创新和营商环境的新高地。这让我们对中国市场更加有信心。

　　目前，中国已成为欧莱雅集团的核心战略市场，不仅是集团北亚区总部，还是全球六大研发枢纽之一、全球三大美妆科技中心之一、集团首个实现所有运营场所碳中和的市场，以及全球首家自建智能运营中心奠基的市场，并有望成为集团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大市场。欧莱雅始终秉承着“在中国、为中国”的信念，以美的力量启迪中国人寻求更加美好的生活。

　　中新财经：近日，欧莱雅全球首家自建智能运营中心在苏州奠基。为何将该中心选址在中国的苏州？智能运营中心有何创新之处？

　　费博瑞：1996年，欧莱雅在苏州建立了在华第一家工厂——苏州尚美工厂，我们在中国的“美丽之旅”由此开始。

　　多年来，苏州为企业提供了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得益于苏州当地政府，尤其是苏州工业园区的支持，苏州在基础设施、管理设施、人才培养等方面为外资企业提供了利好的政策和激励措施，让我们共享发展红利，这也让我们对于选址苏州的决定更加确信。

　　时至今日，苏州工厂已成为欧莱雅集团全球最大的护肤品工厂，我们在苏州打造了中国最大的分销中心，不断培养当地本土人才，苏州对于欧莱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在如今复杂多变、中国市场充满挑战的环境下，此次在华的持续投资，再次彰显了欧莱雅对中国市场坚定不移的信心与承诺。

　　投入使用后，苏州智能运营中心将通过全新升级的系统和软件设计实现更“数智化”、更敏捷、更定制化、更可持续的运营服务。具体包括，采用全球前沿的自动化智能高速分拣系统与机器人设备，在保障D2C订单分拣准确性的同时，缩短电商包裹分拣时间；凭借数字化技术，为消费者提供广泛的定制化服务；采用环境友好的设计和材料生产“绿色包裹”等。

　　预计该智能运营中心将于2025年实现欧莱雅中国年D2C模式包裹产量“翻三番”。该中心还将成为中国乃至集团全球市场的孵化器，实行创新运营解决方案，服务于零售商和消费者。

　　中新财经：今年5月，欧莱雅在中国市场投资成立集团首个除总部外单个市场设立的投资公司，该公司的成立有何背景？对集团发展有何意义？

　　费博瑞：扎根中国25年以来，我们始终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秉持“在中国，为中国”的理念不断加大在华投资。

　　2018年，欧莱雅全球总部提出要从美妆公司转型成为美妆科技公司的愿景。因此，欧莱雅成立的这家投资公司致力于投资创新美妆科技，助力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中国开放式创新高质量发展。同时，该公司的设立也是对欧莱雅中国今年发布的全新战略“美：共同进化·生生不息”的回应，因为创造未来之美的道路上，需要携手生态圈伙伴合作共创。

　　投资公司成立时，我们也感受到了上海政府为我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关怀和协助。公司设立流程从至少3个月缩短至一周内办理好营业执照。由于疫情原因大家都处于居家办公状态，政府不但接受了电子签署形式，甚至还通过线上软件远程“云指导”我们完成了文件准备以及申请流程。我们真切希望这一投资公司的成立能够提振市场信心，为市场注入一剂强心针。

　　25年的在华发展证明，中国不仅是集团关键的增长引擎，中国独特的科技创新发展和数字营销生态，也已经成为引领集团未来创新的灵感策源地之一。该投资公司的成立，将开放式创新投资引入中国，期待进一步提升和赋能中国创新生态圈，加速中国开放式创新和成果转化，并以中国智慧启迪全球。同时，这一投资公司将助力集团探索未来之美，加快集团向美妆科技转型。

　　除投资公司外，欧莱雅在三年前开创“BIG BANG美妆科技创造营”项目，在结缘东方美谷后，又携手法国商务投资署把项目拓展至国际范围，共吸引超过 1000家国内初创公司及50余家法国初创公司的参与，并有30多个项目成功落地。同时，该项目也成为中法化妆品产业合作的标杆项目。这一例子也再次证明了中国对于启迪集团创新灵感的重要作用。

　　中新财经：伴随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消费群体变化，中国美妆市场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可否用几个关键词谈谈您的理解？

　　费博瑞：中国美妆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人们对于美的追求更加渴望，并将伴随着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增加进一步成长。我们看到中国美妆市场中不断涌现出的新趋势可以概括为：

　　新品类：护肤将会更具创新性，更功能化，优质化，更关注个性和科学化；彩妆将为消费者带来更多惊喜；香水、香氛将成为未来新风潮，成为中国消费者新的生活方式场景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年轻人中；护发、美发，头皮的科技和领域的服务将更数智化、专业化、精准化发展。

　　新渠道：得益于包括直播等新科技的发展普及，线上线下进一步联动，带来更多好的体验和个性化的服务。

　　新市场：新兴城市消费力崛起。

　　美好生活方式：追求美好的生活方式始终在大家的心头，并且日新月异，包括国潮消费正当时、没有人是无名之辈、追求便捷、物有所值、健康是金、诚信为本、超前研究等特性。

　　中新财经：您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美妆市场的发展前景？

　　费博瑞：中国市场一直拥有着巨大的潜力，人们对于美的追求愈发渴望，欧莱雅始终对整个中国美妆市场充满期待。

　　从规模和增长速度上两方面，中国市场都是集团最活跃的市场。疫情后，我们看到中国美妆市场的强大韧性，在过去的每一次市场恢复期，都出现了强劲反弹。美妆正成为中国消费领域的重要细分行业。例如，2020年，香化品类约占中国最大的免税品运营商中国中免总收入的70%。

　　中国拥有着全球需求最高且最考究的消费者群体，今天他们对美的追求是全方位的，从头发到指尖，从脸部到身体，从外到内，人们对美的追求不断上升，并伴随着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增加进一步成长。因此，中国美妆市场将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并为我们不断带来灵感，成为我们的创新引擎。

　　中新财经：欧莱雅集团后续在华重点布局和投资的方向有哪些？

　　费博瑞：展望未来，欧莱雅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将继续加码对中国市场的布局与投资。

　　欧莱雅将继续深化消费者洞察，满足消费者需求，不断带来新品牌、新店铺、新产品、新品类、新体验等，并将打造美妆科技生态圈，推动开放式创新。

　　此外，欧莱雅会持续践行“欧莱雅，为明天”可持续发展承诺，赋能上下游的生态圈伙伴们与消费者共同参与其中，让可持续消费的理念深扎整个行业。

　　如，欧莱雅中国捐资与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基金会共同成立的“欧莱雅健康低碳专项基金”，将继续促进绿色低碳消费、提升美妆领域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水平，共建、共享更公开透明、更负责任、更可持续的中国消费产业生态圈。

　　欧莱雅还将投资更开放、更创新和更包容的市场。从2018年首届进博会举办以来，欧莱雅持续积极参与，4年来共推出14个新品牌和大量全球领先的美妆科技创新；将作为连续三年的参展商联盟主席，参加第五届进博会，带动15个专委会推动行业创新和跨界创新，并积极发动更多精准的专业观众参与进博会。(完)

去年卖地收入减少约3万亿！2023年“土地财政”将去往何处？******

　　多年来，“土地财政”一直是热议的经济话题，今年也不例外。近期，第三方机构克而瑞统计的数据显示，2022年，随着我国房地产销售端疲软，土地出让金收入下滑，全国土地市场成交建筑面积为14.44亿平方米，成交金额4.73万亿，较2021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7%、31%，土地出让金从高峰的8.7万亿下降了约3万亿规模。

　　“土地财政”，顾名思义，指的是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政府财政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属于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因不用上缴中央，土地出让收入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实际上，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长，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需求见顶，土地出让金的增速明显放缓，长期来看，地方政府高度依赖的“土地财政”将难以为继，如何弥补土地出让金下滑带来的财政资金缺口，成为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那么，2023年，甚至更远的将来，“土地财政”又将去往何处？

　　“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始于1987年12月1日，彼时，深圳会堂座无虚席，经过17分钟的轮番叫价，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拿下了这块8588平方米的住宅用地，敲响了建国以来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的“第一槌”。

　　根据《中国土地年鉴1996》的数据，1995年，全国通过出让方式提供用地43403公顷，出让金总额为420亿元。1998年，我国正式开启住房市场化改革，此后，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该数据一路上涨，2007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直到2020年，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额已经升至8.4万亿元，是1998年的200倍。

　　根据财政部官网公布的数据，仔细观察可以发现，2017年开始，我国土地出让金的增长开始变得很有规律，连续四年，每年的增长金额都在1万亿左右，直到2021年，国有土地出让金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仅增长3000亿元左右。

　　土地出让金快速增长的同时，地方财政对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大。根据第一财经测算，2017年开始，我国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地方政府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连续5年超过三成，2020年占比达到43.59%，2021年下降至41.81%，仍在4成以上。

　　分区域来看，粤开证券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人口持续流入、土地市场需求旺盛，土地出让收入在地方综合财力中的占比(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土地市场不够活跃，土地出让收入相对较低，更依赖中央转移支付。例如，2020年，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广东、重庆6个省市的土地财政依赖度高于30%，分别达到51.9%、46.9%、40.3%、38.7%、33.8%和32.0%；而新疆、宁夏、青海、黑龙江、西藏5个省份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偏低，均低于10%。

　　分城市来看，粤开证券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2020年，广州、长春、杭州、福州、南宁、海口、贵阳、西安、徐州、扬州、温州、金华、襄阳、南充，这些城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都较高，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均达到1.5倍，甚至更高；牡丹江、深圳、锦州等地对土地出让金收入依赖度相对偏低，其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分别为0.3倍、0.3倍和0.4倍。

　　土地出让金下滑

　　然而，在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的同时，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却面临下滑的事实。2022年，随着我国房地产销售端疲软，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再次下滑。

　　此前，财政部发布的《2022年前三季度财政收支情况》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217亿元，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4.9%。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4258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4%，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850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3%。

　　近期，房地产研究机构克而瑞统计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13.6亿平方米，销售额13.3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24%、27%，行业规模重回2015年。与此同时，全国土地市场成交建筑面积为14.44亿平方米，成交金额4.73万亿，较2021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7%、31%。土地出让金从高峰的8.7万亿下降了约3万亿规模。

　　克而瑞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从土地成交建筑面积TOP20的城市来看，有12个城市的成交量相比去年有所减少，平均降幅达35.7%，降幅超过30%的城市多达7个，其中降幅最突出的当属遵义，成交建面刚刚超过1000万平方米，同比降幅高达65%。

　　克而瑞地产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显示，除部分特别优质的地块以外，土地市场底价成交、城投托底成为常态，不少城市城投拿地金额占比超过5成，沈阳、无锡城投托底拿地的比例甚至超过9成，市场低迷的城市城投拿地也尽显疲态，流拍率高企。

　　价格方面，克而瑞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受一线城市供地质量提升的影响，2022年全国300城土地成交楼板价小幅上涨，增至3266元/平方米，再度创下历史新高。不过，由于新房市场仍处于低位，加之房企资金压力依然较大，房企拿地积极性仍处于低位，全年溢价率仅有3.7%，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7.9个百分点。从集中供地的22城来看，2022年有17个城市的地价下降。

　　那么，土地市场出让规模为何下降？房地产研究机构中指研究院土地事业部负责人张凯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与土地市场成交规模相关性最高的仍然是新房市场成交规模。今年以来，受期房烂尾担忧、房价上涨预期转弱、居民收入预期悲观三重因素影响，新房市场规模明显缩量，导致房企拿地积极性高开低走。他指出，上述影响新房市场的三个因素中，能在明年有显著缓解的恐怕只有期房烂尾担忧。而随着疫情管控放开和经济活动的逐步恢复，居民收入预期的转变或将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房住不炒”的基本国策下，房价上涨预期转弱将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短期的新房成交规模很难较今年发生显著好转，土地市场随之亦难有明显的变化。

　　张凯进一步表示，从长期来看，土地市场与人口数量变化息息相关，人口净流入的城市土地市场仍然能够维持一定热度，而人口净流出的城市土地财政或将难以为继。总体而言，我国城镇化率已经接近瓶颈，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对于住房需求均产生负面影响，土地市场成交规模整体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将是必然。

　　硬币的正反面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土地财政”二十多年，为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0.9%，比1995年提高1.9个百分点，城市化处于较低水平，而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72%，。

　　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在其出版的新书《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中肯定了“土地财政”的价值，他表示，中国城市化伟大成就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创造性地发展出了一套将土地作为信用基础的制度——“土地财政”。在他看来，相对于“征税”，通过“所出售土地的升值”来回收公共服务投入的效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城市政府不仅可以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甚至还可以以补贴的方式为能够带来持续性税收的项目融资。

　　与此同时，赵燕菁在其上述新书中也叙述了“土地财政”带来的问题：“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使得不动产变成投资品，一旦房价暴跌，大规模的资产贬值将导致难以想象的金融海啸；“土地财政”不仅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财富，同时也给企业和个人快速积累财富提供了通道，同时，没有机会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与早期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开，房价上涨越快，贫富差距越大；另外，房地产市场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还占用了大量应该用于其他发展项目的资源。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也认为，一方面，土地出让收入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财政收入来源，缓解了一般公共预算压力；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形成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带动了经济发展；推动了房地产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土地财政也让部分地区的高地价推动了高房价；间接推动了融资平台和政府债务；在土地财政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破坏耕地的行为；在征地过程中因简单粗暴执行和补偿问题引发了部分社会问题等。

　　土地出让规模急速扩张的同时，一些城市非理性供地为后期房地产市场转弱也埋下了伏笔。克而瑞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约8成的城市市场需求及购买力明显透支，近一半的城市土地供应过量，随着房地产市场步入调整周期，去化压力不断加剧。另外，不少城市因大力发展新区便将供地指标向新区倾斜，但因为市政配套尚未真正落地，人口导入情况自然不甚理想，致使外围区域供需周期性错配。

　　资金缺口如何弥补？

　　回顾过往，“土地财政”有功有过，向前看，未来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逐渐减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财政收入长期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也将难以维，寻找新的财政收入增长点已经成为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一部分观点认为，应该从税收方面着手。

　　赵燕菁表示，“土地财政”只是专门用来解决城市化启动阶段原始信用不足问题的一种特殊制度，随着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土地财政”也必然会逐渐退出，如何弥补放弃“土地财政”造成的损失？他指出，可以仿效发达国家，从“土地财政”转向“税收财政”，突破现有的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制。赵燕菁也表示，贸然放弃“土地财政”，对还未完成城市化原始资本积累的城市来说，存在巨大风险，另外，以间接税为主转向以直接税为主的改革也并非易事。因此，城市新区则应维持高效率的“土地财政”积累模式，另外，可以把巨大的利益调整分解到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渐演变为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乃至以直接税为主的模式。

　　回溯“土地财政”形成的原因，不少观点认为，土地财政源于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因为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收入占比低、支出占比高，这种资金缺口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土地出让、城投平台等方式融资。对此，粤开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曾在公众号“粤开志恒宏观”上发文表示，分税制和住房市场化改革都只是“土地财政”的促成因素，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才是问题的关键，激励机制决定行为，引发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土地财政等连锁反应。如果没有分税制，只要存在GDP考核，仍会产生资金饥渴和不足。

　　罗志恒则表示，未来，无论是土地供给还是需求都将呈现下降趋势，这直接影响未来土地财政的可持续性，因此，未来构建地方稳定的财政来源极为重要，房地产税开征是大势所趋。同时，罗志恒也指出，房地产税的体量短期内难以取代土地财政。

　　也有观点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其他产业。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近期在其微信视频号“风马牛地产研究院”中表示，当房地产销售端出现下滑，不少城市都会开始出现土地财政的缺口，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城市应该大力发展房地产以外的其他产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以此让税收增长的更快，来弥补卖地收入的缺口。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近期公开撰文表示，国企资产是当前政府部门除了国有土地资产之外的最大一块资产了，如果通过提质增效，若能够让300万亿元的国企总资产的回报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就有3万亿元收益增加，基本可以弥补土地财政消减带来的收入缺口。“当然这不是短期就能提升一个百分点，但只要坚持不懈地盘活国有资产，推进国企改革，若干年后，应该会有成效。”李迅雷补充道。

　　张凯对第一财经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基建投资引领的城镇化一直助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近年来，受到经济下行的压力，基建投资再次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基建投资的成本依赖土地财政。此外，近期推出房产税，将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冲击，从而进一步降低房企拿地意愿，对土地财政产生更大的压力。因此，短期来看，土地财政难以替代。

　　“长期来看，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对基建投资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但城镇化率、居民部门杠杆率即将达到增长瓶颈，基建投资+土地财政的经济发展闭环难以为继。”张凯认为，房地产税作为长期、稳定的税源，在近二十年房地产也高速发展的基础上也有足够的存量房屋可供征税，适合在未来长期替代土地财政补充财政缺口。

　　总的来看，上述不管是直接税的税收制度变革，征收房地产税，还是大力发展其他产业，或是盘活国有资产，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那么，短期，如何保障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让地方财政平稳过度？克而瑞研究院提出，当前应该提振市场信心，完善保交楼、保就业、销售保价等兜底机制，缓解市场观望情绪，需求端全面放松限购、限贷、限售，取消“限跌令”，政府回购商品房，与此同时，适当缩减供地规模，优化调整供地结构，以此破局短期楼市的困境。

　　近期，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公开表示，为了改善房地产消费观，财政方面也应该发力。土地价格的高企是造成房价高的重要因素，因此，要适当降低城市土地出售价格，来促进开发商成本的下降，带来房价的下降。另外，目前在销售领域里的税费负担还是很重，应当适当降低，让老百姓感受到政府的温暖。同时，也应当降低金融机构的按揭抵押利率，目前的按揭抵押利率(4%)还是偏高的，应该降1到0.5个点。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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